为什么阻止创意流动是徒劳的？

摘要：中国不会接受永远处于劣等地位。我们应该希望勤奋的中国人民借鉴和发展我们的创意。进步就是这么来的。

造纸、活字印刷、火药和指南针有什么共同点？答案是，它们都是中国的发明。没有它们，欧洲从15世纪开始的进步会困难得多——甚至不可能。

这个故事说明了为什么我们应该希望将生产知识能传播到世界各地。知识也“想要自由”，因为与商品不同，你的想法被我用了，不会阻止你或其他人继续使用它。用专业术语来说，知识在消费中是“非竞争性”的，这使其具有“公共产品”的特征。

但想出新的创意可能很昂贵。如果你知道我——以及其他所有人——可以分文不掏地使用它，你可能不太愿意去开发创意。这是个“搭便车问题”。知识产权就是用来解决这一问题的，它制造了对创意的暂时垄断。

然而，正如澳大利亚经济学家尼古拉斯•格鲁恩(Nicholas Gruen)所指出的，我们通过解决搭便车问题，失去了“搭便车的机会”：自由借鉴其他人想法的能力。长远来看，后面这个问题才是占主导地位的。从车轮开始，我们是大量创意的受益者。可以说，这是人类的定义性特征。

于是在解决搭便车问题（授予临时垄断权）与利用搭便车机会（让创意可以一下子免费获得）之间，存在一个权衡。从这点来说，临时垄断并非激励创新的唯一途径。替代方案包括对研究进行补贴，以及设立针对性奖励。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有其优点，但它是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之间一个不完美的妥协，其中现有企业的利益可能是最强大的。

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•斯蒂格利茨(Joseph Stiglitz)进一步指出，通过减少其他人可以借鉴的新近产生的创意，通过扩大“知识公域”围栏的范围，更严格的知识产权制度可能导致创新力下降，甚至导致对创新的投资水平下降。搭便车的机会确实非常重要。

创意的产权是如此宝贵，以致它们已成为国际冲突的重要根源。白邦瑞(Michael Pillsbury)在《百年马拉松》(The Hundred-Year Marathon)里指出，“中国……经常黑入外国商业实体……成为世界最大的知识产权盗窃者。这让中国人用欺骗手段攀登科技阶梯。”

这种担心并不新鲜。在18世纪至19世纪初，英国是全球领先国家，而美国在努力追赶。18世纪后期，英格兰将出口纺织机械和纺织技工移民正式定为刑事犯罪。但是塞缪尔•斯莱特(Samuel Slater)在1789年秘密移民美国，开启了美国现代纺织工业——那个时代的“科技”产业。其他英国创意也陆续跨越大西洋，尤其是铁路，就像几个世纪前中国的创意来到欧洲一样。然而，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，受亚历山大•汉密尔顿（Alexander Hamilton，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——译者注）影响，阻止进口以保护国内产业是美国工业政策的主要工具。

这与今天的中国如何相比？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(WTO)以来，中国的贸易政策在保护主义程度上比19世纪的美国好一些。它还努力履行其在知识产权方面的世贸组织义务。但在其贸易伙伴看来，这还远远不够。部分原因是中国法律制度存在缺陷，还有部分原因是中国决心追赶当今更先进的国家，就像后者以前努力追赶当时的领先国家。

中国不会接受永远处于劣等地位。我们也不应希望它永远处于劣等地位。相反，我们应该希望勤奋的中国人民借鉴和发展我们的创意。进步就是这么来的。这一幕应该发生。事实上，它已经发生了。

以下是我的四个结论。

首先，当前的知识产权并不是一种绝对的道德或经济权利。它是一种妥协。可以辩称，当前的保护已经过度了：版权保护的时间太长，获得专利太容易。这种体制强化了垄断。

其次，中国渴望获得最好的科技，这一点是不可避免的，而从长远来看，这可能还是有益的。无论如何，专有技术的泄漏是不可避免的，其传播不会停止。

第三，中国已经是新的专有知识的源头。因此，其本身对保护知识产权的兴趣正在增长。这应该成为中国与其伙伴之间达成新版和解方案的基础。从长远来看，我们应该预期创意流动变得越来越双向。

最后，发达国家的人们应该少纠结于对其专有技术的保护，多关注那些能维持创新迸发的资源和机构。当前知识的价值会随着它的传播而逐渐降低。不断取得进展是不可或缺的。知识产权只是一个不完全的解决方案。对自由科学探索的攻击会造成知识产权制度无法弥补的损害。

正如我最近所说，高收入国家需要联合起来，在世贸组织内部基于互利原则与不断崛起的中国达成新的和解。在讨论过程中必须纳入知识产权的保护，但是提出的要求必须合理。中国决心成为创新引擎没什么不对。在某些领域，它已经取得了成功。我们可以想办法给它加大难度，而绝不能试图阻止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