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阅历的人都知道，任一历史事件背后，无不贯穿着繁琐乏味的组织调度、沟通联络、讨价还价；每个当事人，都曾主动或被动、全部或部分改其初衷。一部风云激荡的革命史，同时也是调处与妥协的谈判史。担当党和国家首脑长达半个世纪的周恩来，堪称中国组织家、谈判家、外交家第一人。他的人格魅力，特别是建设性态度和妥协精神，赢得了举世公认。虽然，“妥协”这个词，在中文里至今似乎还含有贬义。
周恩来，字翔宇，别名少山、伍豪等。原籍浙江绍兴，生于江苏淮安，祖上几代是绍兴师爷。19岁毕业于天津南开学校，赴日本求学。五四时期在天津，因领导学生运动被捕，出狱后，成为职业革命家。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，不久，参加创建中共旅欧支部。同期，奉孙中山之命，组织国民党旅欧支部。1924年回国，领导广东、广西、福建、及香港等地的中共工作，参与准备国共合作北伐。历任黄埔军校教官、政治部主任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少将政治部主任、副党代表（军长蒋介石）。1927年初，和陈独秀等领导上海工人起义，迎接北伐军。“四一二”事变后，出席中共“五大”，入选政治局，任军事部长。继而领导南昌起义，打响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。在随后召开的“八七会议”上，他被增补为政治局常委，任常委秘书长及组织部长、军委书记。其后49年，他“创造了在共产党领导层工作时间上的最高纪录。无论活着的人或是已死去的人，中国的和外国的，包括毛和斯大林在内，没有人能与他相比”
1931年底，周恩来赴江西苏区，就任红军总政委兼一方面军总政委。原任此职的毛泽东，改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。两年后，临时中央由上海迁来，周和博古及军事顾问李德组成“三人团”。至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，红军被迫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。1927年至1934年，中共中央相继由瞿秋白、李立三、博古（背后是王明）主持，周恩来都曾参预核心决策。史家称，其间“连续发生三次全局性的‘左’倾错误，使革命遭受严重的挫折和失败。对此，他（指周）有过失误，也负有责任”。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，周做了自我批评，支持毛泽东参加最高军事领导。会后，周继续主持中央军事决策，而在实际指挥上，日益依赖毛的意见。
红军甫抵陕北，党中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。此后，周不再主持军事，改为统筹统战事务。西安事变中，他代表中共跟张学良杨虎城协调，迫蒋介石抗日。旋赴杭州，与蒋介石谈判国共第二次合作具体事宜。抗战初，他入山西和阎锡山谈判，遂有国共协同的晋北会战。再至武汉，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主任（主任陈诚），主持抗日宣传。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，周任中共首席代表。他同时是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，领导国民党统治区以及沦陷区的统战工作和地下工作。1945年日本投降，周作为中共首席代表，参加重庆和谈，在“双十协定”上签字。不久，和张治中、马歇尔组成三人小组，谈判军事调处。至内战爆发、中共放弃延安，周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，转战陕北，助毛组织全国战场，指导国统区民主运动。1949年初进北平，主持筹备首届新政协会议。
新中国头27年，周恩来始终是国务院（1954年以前为政务院）总理，曾兼全国政协副主席、主席，党中央副主席、军委副主席等。建国初，他还兼任外交部长，和毛泽东同为新中国“对外政策的缔造者”。1954年，他率团出席日内瓦会议，谈判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。同年，和印度总理尼赫鲁共倡“和平共处五项原则”。翌年“万隆会议”召开，他“象一颗明星出现在这次会议上，使得会议的发起人尼赫鲁相形见绌。周恩来和解的姿态，娴熟的外交技巧和个人的魅力，给原先有敌意的亚洲许多领导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……利用了他个人的巨大魅力和外交机敏，逐渐减弱了那些怀疑中国（如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）或怀疑共产主义（如巴基斯坦的穆罕默德·阿里总理）的领导人的敌对情绪”。1958年陈毅接任外长之后，周仍“以决策人、指挥者和实践家三位一体的身份”主持中国外交。他先后出访几十次，接待来访的外国领导人及各界人士不计其数。文革中，在中美、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过程中，继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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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size=3] [/size][size=2]除外交及党和国家其他日常事务外，周恩来对“统战”、知识分子和科学文化等方面工作，一向“给予特殊的关注”。其中，既包括跟台湾国民党方面保持秘密接触和探讨第三次合作、推动党中央形成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决议”等大事，也不乏与某项科研课题、某部影剧作品、某位文人学者的具体接触之类“小事”。有关他事必躬亲、无微不至的无数感人故事，广为传诵。[/size]
在经济领域，周恩来也举足轻重。酝酿筹划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，为争取苏联援助所涉及的外交，更是他份内之事。不过应该注意：1958年以前，在政治局常委内，一直是陈云分管财经；国家计委初设时（主任高岗），跟国务院是平行单位而非下属；农业合作化初期，政治局内主持农村工作的是邓子恢，随后掀起“高潮”的则是毛泽东本人。大跃进之前，周和陈云由于“反冒进”受到毛批评，其发言权已被大大削弱。至于1962年初在“七千人大会”上，惟有周“似乎对大跃进作了全面的肯定的评价。对比之下，在1962年晚些时候的实质性争论中，周强烈地支持刘少奇和陈云”——史家认为，这“反映了他工作上的一贯做法，即每次公开出现意见不一致时，总是支持毛，这比他真正同意主席见解的时候要多”。总之，周恩来在文革期间成为国家一切实务的最高操办者，实属异常；倘若据此而误以为一向如是，便可能夸大他对经济的直接的影响。[size=3] [/size]
[size=3] [/size][size=2]至于文革，费正清认为，周恩来“实际上每件事都插得了手。几乎没有一件事证明他对毛的忠诚有过动摇”；只是“每当激进派和保守派关系恶化时，他通常总是从中调处，达成妥协”。有史家分析周当时心态，指出三种可能性：“周可能确实认为，需要采取严厉的措施对付官僚主义僵化的危险。或者，周支持毛是出于个人忠诚或明哲保身”。无论如何，对这场大动乱，周难辞其咎。但如邓小平指出：当时“周总理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，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，做了好多违心的事。但人民原谅他。因为他不做这些事，不说这些话，他自己也保不住，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，起减少损失的作用。”[/size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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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size=2] 对于周、毛关系，金冲及归纳说：毛“更多地在把握大的方向，拿大主意”；周“更多地负责执行和落实”，且“有意识地扮演执行者的角色……甘愿把自己放在‘配角’的位置。而他内心确实钦佩毛泽东”。然而，除非从世俗功名角度看，此论未必成立。例如，一部周传引两则海外评论，所见即与之迥异：文革中，“周恩来像个绝妙的骑手试图骑在一匹脱缰之马的背上，并最终制服它”；到后期，“由于周，林（彪）死后的接班真空才得以暂时填补。长期的接班斗争，在周的谨慎的战略指导下，才避免让‘四人帮’接了班。”[/size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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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size=2] 近年，一次全国78个县市万余高中生参加的调查显示，24.5％的被调查者，把周恩来列为“最欣赏（或崇拜）的人”。据报道，该问卷并没开列候选名单，而是让学生自行填答，结果周以绝对优势居首。有专家分析说：这表明“中国传统的道德人格仍被当代高中生视为楷模”。[/size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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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size=2] 如今，大概有不少人认为，“中国传统的道德人格”，并不值得特别欣赏或崇拜。然而，窃以为至少就周恩来而言，要评估其历史影响，恰恰离不开道德人格。我相信，在新世纪，20多年前充斥中国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和“革命”，将继续被大多数人摈弃。许多长期被嗤之以鼻的字眼儿，诸如“妥协”、“中庸”以及“诚实信用”等等，将取而代之。特别是后者，不仅将重新意味道德高尚，而且跟物质利益的联系也将日益紧密。[/size]
在生命最后几个月，周已淡出政坛。“在他活着时，他是理性和克制的象征：不管国家变得如何混乱，在某个地方，总有人试图恢复秩序，并保护人们免受文化大革命的最坏影响”。然而，他逝世的消息一经公布，“突然引发了一场将在年内波及整个中国的政治危机”。对周的悼念，迅即演变为丙辰清明“天安门事件”，从而为随之而来的社会大变革打下了基础——这难道不能说明：周恩来用他一生塑造的道德人格，看似无形无用，甚至被说成软弱、虚伪、自私；而其深处，却蕴含着推动、扭转、改造历史以及老百姓生活的实实在在的物质力量？而且，这力量实不逊于任何别的历史人物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