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小峰:几乎成名

作者:阿兹猫 阅读(3159)

在政府机关做过监察科员
  在法国公司做过法方代表
  在互联网最火的时候涉足过IT
  而他现在以“乐评人”形象著称
  常有唱片公司找他
  说“麻烦您吹捧两句”或者“麻烦您骂两句”
  王小峰说,我并不是一个很快乐的人,但我知道我的大部分快乐是从音乐中得到的。
  “音乐从什么时候给我带来了快乐?”
  我以为他要说高中,没想到他却追溯到了小学二年级,有点话说当年的味道。
  “当时我是班里的学习委员,上课铃一响,我就要领头唱一首歌,歌唱完,老师就来了。有次上课铃一响,我照例领头唱歌,我起了个头:‘学习雷锋好榜样’,于是大家开始唱。一首歌唱完了,老师没来,于是我又起了个头:‘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 ’,大家把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唱了一遍。老师还没来,我想老师肯定是有点什么事情,但是不能不唱歌,否则课堂就乱了。于是我又起了一个头:‘东方红,太阳升’,当《东方红》唱完之后,老师还没有来。我傻眼了,我就会唱这三首歌,而且同学们也就会唱这三首歌。没办法,我就带着大家把这三首歌一遍又一遍的唱,最后下课铃响了,老师还没有来。当大家发现老师可能不会再走进教室的时候,唱起歌来都特别来劲,我也觉得特别高兴,下课后才发现,班上绝大部分同学的嗓子都哑了。”
  听到这儿我笑起来,这是音乐吗?但是作为一个小学二年级的班干部,为了让课堂不乱,当然会从这件事里,感觉到音乐的最初魅力。实际上王小峰是直到高中,才对音乐有了感觉,那个时候,他已经开始不顾死活地到处复制音乐磁带了。
  王小峰1990年大学毕业后的头一年没有正经上班,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当年一个音像门市部门口混,那时候,在北京听摇滚不容易,好多人都到那里去交流信息,交换磁带,时间长了,就成了一个据点,最多的时候,能聚集百十来号人。人一多,目标就大,尤其是这些听摇滚的,都把自己搞得很摇滚,打远处看,跟一帮痞子一样,而且门市部地处闹市区,非常扎眼,治理三乱的人经常到这儿来查。但是,除了这个地方,再找不到能交流的去处,所以,每到周末,大家都自发来这里,风雨无阻
  王小峰说:“我可能不是第一个在那门口混的人,但我至少是第二个。”
  1991年,打口带流进大陆,说到打口带,其实就是欧美音乐,因为只有欧美音乐才有打口问题。那时的音像店里,欧美流行音乐凤毛麟角,大凡在那个时代喜欢欧美音乐的人,都有过买打口带的经历。
  为了得到珍贵的打口带,王小峰在那个音像门市部门口买着买着,居然也卖了起来。
  有朋友从杭州给他打电话,说手里有一批打口带,问他想不想接。王小峰问都是些什么货色。当对方说到第3个名字时,王小峰就说接了。
  多年之后,当时买他这批打口带的人还说:“你那次进的货是我见到的最好的,我后来再没见过那么尖的货。”可见当时王小峰的眼光。
  王小峰这样做了几回,后来发现除了自己留下的,剩余的卖掉也赚不了几个钱,于是就洗手不干了,但他对买卖打口带的经历却一直刻骨铭心
  他曾对一个买磁带的孩子说:“要是我卖打口带挣了钱,就盖栋楼,楼的上面一定要打一个深深的口子。”
  后来,当他主编的《欧美流行音乐指南》要出版的时候,他跟出版社说,能否把名字改成《打口唱片选购指南》,把出版社的编辑吓了一跳。有朋友说,这书出了你一定要送我一本。王小峰说,没问题,我一定把书锯一个口子之后送给你。
  “现在,当我再次审视这些被狠狠锯掉一个口子的磁带和唱片时,总会联想到,我们很多人的青春就是与它相伴而过的,我们的青春或多或少也被不同深度地被打了一个缺口,当你走过这段岁月,蓦然回首时,它的残缺竟是那么的显眼,我们的青春又是与它何其相似。”
  王小峰的第一个工作是某国家机关监察科的一名科员,当时他的工作,是整天和一些厂长经理打交道,检查这些企业领导的腐败贪污行为。
  “那工作跟当爷爷似的。我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,那些四五十岁的厂长经理见到我都点头哈腰,一下去就陪我们大吃大喝。”
  那一年,王小峰几乎有一半时间在下面吃喝,换了任何人,恐怕都不会把这当作一件痛苦的事,但王小峰偏偏不善吃,而且不会喝酒。越是这样,被检查的企业就越要巴结他恭维他,千方百计把他灌醉,因为这样就没法调查了。王小峰非常反感,他说: “我特别不喜欢这样,所以干了一年就不干了。”
  一个刚走上社会的大学生,就这么轻易辞掉了一份稳定的、“当爷爷似的”工作,这实在让人难以理解。
  当然,第一次辞职,王小峰或许还是个循规蹈矩的人,既然是学法律的,那就考律师吧,于是他买了两尺多高的参考资料在家准备。离考试的时间越来越近了,他的压力也越来越大。
  但就在这时,他的家里来了一位很懂音乐的朋友,改变了王小峰的一生。
  他看过王小峰以前发表的音乐评论,问王小峰:“中国一年能出多少律师?”
  王小峰说:“大概几百个吧。”他又问:“中国几年才能出一个乐评人?”王小峰说:“不知道。”朋友劝他,我看你还是做一个乐评人吧。
  那个时候,王小峰说自己的人生,就像在一个十字路口上,他想了整整一个星期。
  就在离律师考试还有四五天,功课也准备得差不多的时候,王小峰终于下了决心,他将所有考律师的书打了一个包,直接送到废品收购站去了。
  我问王小峰:“那一个星期,你都想了些什么?”
  他说:“我想音乐是伴随我成长的东西,我从小到大可以说娱乐的东西很少,只有音乐了,既然我喜欢,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。”
  就这样,王小峰来到当时的《音乐生活报》,做了一名记者,开始了他的文字或者说文化生涯。
  现在回过头来看王小峰钻进文字圈头几年的经历,也许能看出他改变生活方向后,一发而不可收的状态:
  1993年:《音乐生活报》编辑、记者;1994年:北京影音出版社企划宣传;
  1994年—1995年:兼职《音像世界》杂志驻北京编辑;
  1995—1997年:《中国百老汇》杂志社担任编辑;1995—1997年:在MTV北京办事处兼职编辑;
  在此期间,他还和朋友在《音像世界》杂志上发表《对话摇滚乐》,居然连载两年半之久。
  我问王小峰:“看你的经历,你几乎每年都在换工作,一般是别人把你挖走的,还是你自己走的?是不是骑着马找马,干的时候就在找新地方?”
  “我都是自己走的,从来没被别人开过。当我对一个工作感觉很不舒服了,厌倦了,想两三天,就会辞职。至于将来有没有工作,是不是有好的工作,我先不管,辞职后在家呆上一段时间,然后就会有新的工作。我要是没工作的话,很多朋友都会帮助我。曾经有一些单位来找我,有个公司想让我去做出版,和法律有关的,因为我是学法律的,还有让我到外企去做白领,这种工作薪水都很高,但我觉得这样的工作和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。我这人是这样,如果我感兴趣,再难的工作,我都会用很短的时间做好,但如果不喜欢,即便做好了,我又会从中得到什么呢?”
  “每离开一个工作,你害怕不害怕找不到新的工作?”
  “不怕。”
  “可是当你开始离开时,你还没有找到新工作,为什么不怕呢?”“因为我觉得自己还算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。”
  “你怎么知道自己是对社会有用的人?以前你知道吗?”
  “不知道,但毕业之后,当我发现自己有能力做好一件事情的时候,就比较有把握了。一个工作对别人来讲也许很好,但我发现它对我来说已经是束缚的时候,我就开始烦了。所以在做一个工作时,我特别怕自己厌倦,一旦厌倦,我就干不下去了。”
  “你怎么会一年就厌倦呢?是不是因为你后来有名气了,找你的人多了,你就不在乎了?”
  “不知道,但我总希望给自己创造一个没有太多压力的环境,这和收入的关系不是很大,不过基本上每换一个工作,工资都会比以前多一些。”
  从1990年毕业到1997年,王小峰已经换了6个工作,其中只有小科员的位置和法律沾边,其他5个都与音乐有关,按说,既然喜欢音乐,又干着评论音乐的事,应该是如鱼得水,越干越红火,越干越踏实的,但王小峰却不是。因为他干到后来,不仅厌倦了这些工作,居然对音乐也开始厌倦了。
  “那个时候,我突然想躲开音乐了,写了几年,我发现自己状态不太好了,觉得肚子里面有点乱,有点掏空了的感觉,我于是就去做 IT,做图书,做时尚了。”
  “可这都和音乐不沾边呀?”
  “是这样,那个时候我对音乐厌倦了,厌倦的原因是,我可以轻易地在北京买到任何一张我感兴趣的唱片了,对音乐的那种兴趣就一点点减弱了,因为我没有了那种寻找的过程,那种跋山涉水寻找的乐趣,因此对音乐疲惫了,不想听了,而且我发现我当了这么多年的编辑记者,专业知识其实非常少,后来我去《中国资产新闻》,就想尝试一下做报纸的感觉,把音乐放下。”
  于是,王小峰来到《中国资产新闻》,成为了一个周末版的编辑。里面没有音乐,只有读书、 IT和时尚,当时没有人教他,但正如他所说,“只要我喜欢的,我就会在很短的时间里把它干好。”一个月之后,王小峰就进入状态了,他感觉特别适应,那个时候,有人向他约乐评稿他不写,音乐圈里发生的任何事情他都不参与。他说:“音乐跟我没关系了,我不想和这个圈子发生任何关系。”
  但是,王小峰并没有在那里干多长时间,他的容易厌倦的性格永远不会改。一年之后,他又辞职了。
  “我辞职总是看自己状态,别人看来可能还很好,但我的感觉已经不好了,后来我就去了一个法国公司,做体育方面的东西。”
  这对王小峰来说,又是一次新的尝试。“你懂体育吗?”我问。“是个男人都会懂一些,我本来也特别喜欢,像球类,非球类的一些基本知识也都知道,上学时,这些基本上就都懂了。”
  在法国公司他还是没干多长时间,但这次离开的原因,却是因为和法方老板较劲。
  在法国公司,王小峰是中国人,却要代表法方,这让他有点不适应。去的时候,法国公司让他自己报薪水,王小峰不知道自己身价多少,于是咬着牙说,一个月7000怎么样?对方说开会研究一下。研究完了人家问他,6500怎么样?王小峰暗喜,这工资就很高了。
  当时公司办了两本杂志,王小峰一个人负责的版面和其他十个人干的一样多,他却经常一个多星期就把活儿干完,剩下二十多天居然晃晃悠悠没事干,看到别人总在那忙,还弄得乱糟糟的,王小峰以为,是他们没做过媒体,手生。
  结果有一天公司财务的电脑坏了,让王小峰这个多面手帮着查一下,并把所有密码都告诉他了。王小峰于是看到了大家的工资单,他这才知道,虽然他是法方代表,一个人顶十个人干,工资实际上不过是中等,而别人还总觉得他呆着没事干,于是他觉得自己挺亏。
  我不知道王小峰是不是因此就在心里埋下了怨气,总之后来他和法方老板闹起了别扭。
  “那个法国人特讨厌,他看不起中国人,这点特让我受不了。如果是我这个中国人去了法国,你看不起我没办法,人在屋檐下嘛,可是你到中国来了,还跟我来劲。”
  由于王小峰干活儿快,法国老板看他经常闲着没事,就让他干一些没法实现的事。其实任何一个老板,谁愿意看着手下晃晃悠悠闲着没事干,不给你找点事才怪呢。
  一次,香港那边把设计好的样子拿来,老板让王小峰加班来改。
  王小峰很不在意,说:“这用加班嘛,几分钟就搞定的事。”
  当时有翻译在,王小峰尽管口语不错,也没用英语和法国老板说。他说其实这话北京人都明白,意思是有两小时就干完了,可翻译当时却将那话翻成“十分钟就能搞定的事”,其实翻译也明白这话的意思,只有那法国人不明白。
  于是法国人说:“那这样吧,你周六来加班,我给你掐表算时间,十分钟你搞不定我就扣你工资。”
  当时翻译翻完,王小峰就说:“你不用扣我工资,我现在就走。”
  法国老板以为他开玩笑。
  可当王小峰开始收拾东西时,那法国人却愣了,王小峰将自己东西拿好,转身扬长而去,大有“此处不留爷,自有留爷处”之势。
  后来,这法国老板上面的老板,给王小峰打电话,希望他再回去。但王小峰说:“我不回去,这人我一直就挺讨厌他的。”一个法国公司的法方代表,还有不错的收入,但王小峰因为和法国老板怄气,在那的工作经历,只有7个月。“后来你又去了哪儿?”我问。
  “我在家写了两个月的书,就去了一家网站,给他们做内容总监,那里收入比较高。”
  “天哪,又去做 IT,你懂吗?”
  “有什么不懂的,我早就在琢磨了,而且在其他单位采访时也和 IT界打过许多交道。”
  但是千变万化的 IT界,也没有留住王小峰,两年时间,他在 IT界换了两个地方,最终抱着失望离开。
  “那不是我实现理想的地方,只是挣钱的地方,我发现那些人之所以做,是因为能够拉到风险投资,至于理想,只能放在一边,工作没有一个连续性,今天这样明天那样。”
  理想比钱更重要,学不到新东西,离理想又很远的工作,对王小峰来说是不可想象的,但是直到此时,我还没有确切弄明白,王小峰的理想究竟是什么。
  在此期间,王小峰从这儿跳到那儿,从法国公司跳到 IT界,虽然没写什么,但却一直在思考,他在让自己一点点恢复对音乐的感觉,他说:“人老干一件事情,干到一定程度就开始疲倦了,乐趣就会没有了,所以需要休息,需要恢复。”
  这时,一家体育媒体的老总又把他叫去,他看王小峰挺懂体育,想让王小峰帮他做。王小峰婉言谢绝了,他说,我平生两大喜好,一个音乐,一个体育,音乐已经成为我的一个工作了,你还是让我留一个爱好吧。
  老总觉得奇怪,问他:“你是不是因为钱?”
  王小峰说:“你给的已经很多了,8000多,已经不少了,但我不是为钱。写乐评之后,音乐已经和我开始的感觉不一样了,我不愿意体育也成这样。”后来,还有一些人找王小峰去做体育,他都没有去。
  王小峰笑着对我说:“有人说,不三不四搞音乐,地痞流氓搞体育,胡说八道搞 IT,可这三样我都做过了。”
  后来,当音乐感觉恢复之后,王小峰又开始给《三联生活周刊》写音乐专栏了,于是这个媒体大哥大又看上了王小峰,让他过去,王小峰二话没说就去了,因为他喜欢在这里富有挑战性的感觉,“一个选题,在其他媒体能通过,在这里你是通不过的,你搞得不深入人家会笑你小儿科,我在这儿现在什么都写,干得很累,但比较顺心。”
  因此直到今天,王小峰还没有离开这个位置,这成为了他惟一维持两年之久的工作经历。
  “实际上,你靠写乐评,给一些唱片公司做企划写文案,收入会很可观的,为什么还非要有份工作,又这样跳来跳去呢?”
  王小峰说:“如果你以写乐评当职业,没有工作,你的乐评怎么能保持独立呢,因为你是为唱片公司服务的啊。在商品社会,想做一个独立的乐评人是很不容易的,所以我要有自己的职业。我看到很多年轻的乐评人,一开始还能保持独立,但一旦和圈子里的人挂上之后,写的东西你就能看出来,就不独立了,就不敢说话了。我为什么一定要做媒体,我就是想公正,如果我专给哪个唱片公司做文案,那就要听人家指挥,但是我做媒体就可以出保持公正,客观。”
  “现在很多乐评人、记者以与艺人勾肩搭背为荣,并且经常在一起狼狈为奸。其实把这件事情说开了,就是个相互利用的关系,各取所需,这种利用有时是赤裸裸的、势利的,双方看重的都是对方的使用价值。但是,当你和你所评论的产品制造者的关系变得很特殊时,你就变成了一个枪手。有时我很留意中国评论家对国外作品的评论,不管是音乐还是电影,只要是外国的,你就会发现写的总是很好,很坦荡,一旦评论自己的东西,就开始顾左右而言他,水准急剧下降。”“我曾经在一家报纸发过一篇评论摇滚乐队的,他们就要打我,但我不管,你吓唬我也好,恐吓我也好,我就这德性,所以他们也拿我没办法。以前,我总能接到这样的电话,某个歌手出专辑了,希望我能听听,或者是‘麻烦你吹捧几句’。每次听到这样的话,我都有点不解风情,我说对不起,你找别人去。后来,他们换了方式,说‘就麻烦你骂两句’,我还是不解风情,如果它根本不值得一骂,骂它何用?某些传媒,在商业压力下已经逐渐丧失了立场,编辑们像排泄一样,把一些垃圾文案源源不断公之于众,这看上去很符合市场法则,实际上,这就像饮鸩止渴后患无穷。当这种恶果在不断蔓延时,还有谁去想到‘良心’二字?”
  “我经常听到人说我不懂音乐,但后来我发现,凡是他们说我不懂音乐的时候,经常是在我批评他们之后,我夸他们的时候他从来不说我不懂音乐,我曾经跟一个人说,以后在我夸你的时候,如果你敢说我不懂音乐我才佩服你,我说你们这帮人只能夸,稍微说点批评的话,你们就拿音乐吓唬人,我告诉你,我就不懂音乐,但是我有说话的权力。实际上在我写的时候,每写出一句话,我都能想象出他们看到时是什么反应。
  “比如有个国外的乐队来中国演出,有人找我评论,我说你这是冒牌的东西,既然是挂羊头卖狗肉,最好明说。现在流行文化中假冒伪劣太多。评论是最好的误导,评论者把自己的审美取向强加给别人的同时,也在歪曲一些真实的东西,所以,评论者要有责任感。”
  王小峰告诉我,在很早的时候,他曾经看过一个电影《几乎成名》,电影说的是美国一个 15岁的小孩要去采访摇滚乐队,他的一个在音乐杂志当编辑的好朋友告诉他,你马上就要去采访了,但你要记住,第一、他们只会给你讲他们的传奇和神话,不会讲他们很真实的东西。第二、你接触他们之后,你的身边会有很多的美女和啤酒,这些东西会让你写东西变得不客观。第三、你一定要记住,不要和他们交朋友。但那小孩因为没有经验,这三条都没有坚持住。
  在1993年,王小峰去采访一位著名歌星,那天,他下车之后,没有马上过去,而是坐在马路牙子上,点着了一根烟,他说自己要好好想一想。这个时候,他想起了这部电影,他对自己说,我现在就要开始和娱乐圈接触了,我得把持住自己,不管这人跟我多熟,这人多红,对我多好,我一定要保持距离,坚决不和他们交朋友。
  王小峰深吸了一口气说:“现在想来,我真是做对了,我没有放弃我的原则。”
  “那么你怎么就能这样清醒,这样坚持呢?”
  “因为我一开始就没把它当成一个饭碗,否则我现在也可能不行了,我写乐评完全是业余爱好,我想既然是我的业余爱好,我干嘛不写得舒服一点呢?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。”
  原来王小峰是这样看待工作的。我终于明白,也许,这才是王小峰的理想,在王小峰的生活中,始终有两条线交叉在一起,一条是他不断变换的工作线,一条是他始终如一的音乐评论线,这两条线互为因果,互为补充,互相支撑,勾画出了王小峰的独立、清醒和沉着。让我们来看看王小峰在音乐评论这条线上的脉络:
  1989年开始发表音乐评论,迄今为止在内地、香港和日本各类报刊上发表音乐类评论、访谈、随笔等文章近60余万字。
  从1992年起,在《音像世界》连载《对话摇滚乐》,时间长达2年半。
  从1993年开始,主编中国第一部全面介绍西方流行音乐的百科全书《欧美流行音乐指南》,历时6年多,并于1999年出版。
  2003年,出版音乐评论集《不是我点的火》。
  曾先后在《音像世界》、《北京青年报》、《三联生活周刊》等媒体开设音乐专栏。
  我不知道王小峰这种独立性还能坚持多久,他还要换多少工作,但是我知道,只要坚持,就有希望,而如果所有的乐评人都能这样坚持独立,中国的流行乐坛也就有了希望。
  记者手记
  一个酷爱摇滚乐,被称为“愤怒乐评人”的形象,应该是怎样的?我不知道,总之会是怪怪的,一些亮晶晶的铁链身上总该有的,头发是红是绿不好说,但总该粘成直立的,耳朵或鼻子上镶个小环也不过分。
  和王小峰约好在安定门肯德基见面。我坐在角落里,翻看他的音乐评论集《不是我点的火》。看王小峰的乐评别指望优美,要看气势,也许就因为文字的直白,那气势才更加猛烈,才拍得凶狠,但我总觉他的文字破坏性太强,不留一点余地,加上他好像和国内外大牌歌星都一锅混过似的,一应细节信手拈来,吃咸吃辣放屁打呼噜似乎也都知道,因此看他乐评挺开眼,能知道好多事,有站在世界乐坛上想瞄谁就瞄谁的感觉。
  那天每进来一个年轻人,我都抬头看看,凡是打扮出格点的都注意到了,但都不是他。直到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戴眼镜青年站到我面前,我才吃惊地伸过手去,这就是王小峰。
  王小峰说话很慢很有条理,不愧是中国政法大学学经济法的,似乎总在论证什么,你把话题绕开很远他也能找回来,但我不明白,好好的一块律师或检察官的料儿,怎么就喜欢上摇滚乐,还成了著名乐评人?居然在毕业后的13年里,换了11个工作,而且都是自动辞职,只有一个小科员的工作和所学专业沾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