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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派文化的自卑与认同

周立波老师前段时间出了一本书《诙词典》,内容大致是:把一些比较流行的上海话解释了一番,其实大都是他的清口里出现的一些词汇,同时还用几个段子来阐述这些上海土语,字数不多。钱文忠老师还给他做了一个跋,说乐得不行。但我看的时候就没觉得乐得不行,因为上海话的语境我无法理解,里面的幽默感我也就自然无从感受了。这也很正常,不是说你不能理解的幽默,它就不是幽默。把它当作一种语言知识了解到也无妨。方言是了解某一个地区人的性格和思维方式的最好入口,上海话对我来说理解起来挺困难,这个城市我去过有四十多次了,但是上海话我不会说,也听不太懂,年轻人说上海话我还能听明白一些,稍微上岁数一点的上海人说话,基本上跟听日语没什么区别。

今年五月,我去上海采访过一次周立波,周老师给我印象是:他很强调地域特色,同时对目前走红的喜剧小品演员表示出一种不卑不亢式的不屑。我为什么要用“不卑不亢”?因为周老师一方面很想告诉媒体,他们那些所谓的幽默、搞笑都很低级,缺乏他那种儒雅的睿智,对北方喜剧演员红遍大江南北感到丝丝的不平衡。另一方面他又反复强调他们很好,有特点,该受到人们的喜爱。他说:“我可以听懂你的幽默,但你听不懂我的幽默。”周老师越是强调这些,我就越觉得他不自信。

周立波已经变成一个上海的文化现象,夏天我又去了一次上海,半夜跟一个朋友在一家特破的饭馆里宵夜,后面坐着十二个时髦男女,他们一晚上的谈论的话题就是周立波,这让我很吃惊,上海人在饭局上居然不讨论品牌、炒股、房地产,这我还头一次遇见过。我好奇地不停地回头观望,这桌人六男六女,平均年龄大约在26岁左右,衣着时尚精致,他们是周立波的粉丝。

周立波本人也很自信地认为,他拥有一千多万上海听众,对他来说足够了。他根本没必要走向全国,更没必要上春晚。

我很关心周老师书卖得如何,尤其是在北京。据说他的书印了五万,在北京卖了五十本,但目前还在加印,这意味,周老师的销售市场主要在上海及周边地区。事实上这样的数字也属于正常。

周立波挑起了一场海派文化的热潮,但也不至于到了余秋雨说的“一千年出不来一个周立波”的地步,大师说话以“大”为主,大文化、大爱以及大话。

但通过周立波现象,让人看到一种海派文化的的自卑。目前在贵国,真正很强调地域文化的独立性和纯粹性的只有上海。北京市的杂货铺,不是专卖店。上海人把海派文化弄成了专卖店。具备专卖店特质的四川、广东,也从来没有过分强调自己的特殊性,而是以自然而然的方式发展、融合,不管发展成什么样,地域的人不会产生焦虑和恐慌。比如四川的盆地文化,它可能很封闭,但它可以走去,请进来。南粤的商业文化,也从来没有过分强调它的特征,他们从商业角度出发,全国能接受他们越打越广意味商业市场越大。本质上讲,四川与南粤文化都是在自闭中寻求开放——不主动,不拒绝,不负责。

但海派文化不这样,海派文化在它形成的那天起,它就是封闭的,所以上海人很本能强调自己的特征。但是多年来它一直无法找到自身的位置,这让海派文化很尴尬。比方说,在旧上海,它是东方最先进发达的城市,上海在30年代就经历了几乎是今天中国目前该经历的一切。但是,见过大爷之后,上海的资本主义情怀被扼杀了,它必须倒退到农业社会。但是上海创造的现代文化与后来的农业文化格格不入,这一方面让上海人感到失衡,另一方面,也越发显现出上海人骨子里的优越感,这造成了它一直以来“自绝于人民”的特征。

开放让上海先天的优越感得到了发挥,但作为一个有着悠久资本主义历史的大城市,它并没有开放后把自己的先天优势得到充分发挥,反而是东南沿海地区得到充分发展,这对上海来说有点大奶失落的感觉。虽然后来政府在经济规划过程中把上海当成一个发展的重点,但那种得天独厚的优势没有了,那种他们在几十年前独家享受到的资本主义氛围已经不存在了。尤其是,北京逐步变成一个文化中心,并且越来越强大,越来可以跟北京比肩的文化机制,随着北京变得逐步强大,上海已经不是对手了。

其实这也没有什么,北京发展文化,上海发展商业,大家各取所需。北京人不会觉得因为商业发展不如上海而感到自卑,但上海就不行,这就是因为它曾经一度是文化的潮头。这种文化自卑感表现出来的就是他过于强调自己的文化,自卑感与优越感合二为一的表现就是——我有自己的东西,但你必须亲自过来接受我,我不会送给你。但你不接受的话,它就会有些不安。其实上海人说话从来都是希望别人听到,他也渴望被认同,这种认同是你要接受它的特殊文化规则。

但这种多年来形成的一种完整系统的海派文化,“海外”人接受起来确实有些门槛。至少,在上海人看来,大上海、大商业必须要有一种大文化相辅相成。但是恰恰这个海派文化很小,这一直是大上海心中永远说不出的痛。因此,当周立波引发上海人民的狂欢,确实有点扬眉吐气的感觉。因为那个最小的地方在壮大。但随时事态发展,这个壮大的部分又开始回到它的“小”,过分强调自己的纯粹性来掩饰自己的不自信。周立波不想走向全国吗?他当然想,但前提是你们必须都能听懂上海话。这正是海派文化一直以来的纠结之处。

其实中国之大,什么鸟都有,北方的文化到南方照样没戏,比如冯小刚的电影,一过长江票房就很惨。甚至,单田芳的评书、赵本山的小品、郭德刚的相声,都存在这个问题。但你看他们谁因为半壁江山丢失感到过焦虑,或者过分强调自己地域文化的特色?没有,他们觉得无所谓,你爱接受不接受。但周立波不这样,他一定要反复强调自己的“上海牌”。

还有一个原因,这是《我们台湾这些年》的作者廖信忠老师说的。前几天跟廖老师见面聊天,他定居在上海,上海的三教九流什么阶层的人他都交朋友,这是了解一个地区最有效的办法。廖老师说:“周立波的火爆很大程度上是上海人在寻找一种身份认同,因为这些年上海外地移民越来越多,上海文化的纯粹性不明显了,能欣赏周立波的人恰恰是上海人。”

上海人的面上的排外已经变成了内心的排外,毕竟移民或民工对建设上海做出不少贡献,这些“乡下人”已经混在庞大的上海人当中,跟上海人一样打扮,一样背LV包,甚至一样说上海话,没有人能一眼看出他们之间的区分。但上海出来个周立波,把这事儿给解决了。周立波在某种意义上完成了上海人民寻找回失落的世界的愿望,因为只有上海人在听周立波的清口才会笑,外地人听了只会强颜欢笑。周立波是一块试金石,用来分辨真假上海人。至少,在生活空间中他们被外地人侵入了,但是在文化精神层面上,他们可以借周立波重新构筑自己的精神堡垒。于是,海派文化重归自娱自乐。

但你如果真的让上海人制造的文化局限于本地,他们坚决不答应,海派文化像是得了文化抑郁症,瞻前顾后的,一方面希望海派文化强大,另一方面又不被改变。这不跟崔健老师一方面希望所有人都喜欢他的摇滚,另一方面又不想借助商业手段来让人接受是一个道理,都是做梦!而能医治海派文化抑郁症的办法,不是再出来十个八个百个千个周立波,而是把官方语言变成上海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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